《春秋大变局》节选（29）主笔：朱晖（闲乐生）
周襄王二十五年（公元前627年），一代雄主秦穆公欲趁晋文公去世的机会派兵偷袭郑国，但秦军出发没多久，他们就碰到了一个大障碍，那就是崤山。
崤山中裂，绝壁千仞，有路如槽，深险如函，是谓崤函古道也，此道乃关中到中原的必经之路，当初武王伐纣，平王东迁，走的都是这条道。而秦军要攻打郑国，也必须走这条险要无比的崤函古道，他们自雍都出来，须先从茅津渡过黄河，经潼关、函谷关、再出硖石关（注1）至渑池才算是终于走出了这条天涧，之后再经义马、新安，过洛阳，背伊阙，越轘辕，就一马平川，可以横行中原了。值得注意的是，从潼关到渑池的这段崤函古道，大部分都是晋国的地盘，是当年晋献公假道伐虢攻灭虢国取得的战略要地。从晋国本土的运城盆地，向南翻越中条山，再南渡黄河，就是当年虢国的陕邑（即今河南三门峡地区），也是崤函古道中唯一的都邑，通过陕邑，晋国就控制了整条崤函古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展开剩余97%崤函古道之险，就在于其大半处于崇山峻岭之中。巍巍崤山，西接秦岭，东连邙山，南合伏牛，北滨黄河，主峰高达1900米，整条山脉逶迤盘横约四百八十余里（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就像一条横亘在黄河南岸的巍峨长龙，屏蔽着中原与关中的交流。在没有铁器火药水泥钢材、没有开山辟路的工具的年代，道路只能沿河川而行（注2）。就算是如今，这一地区对于一些建设部门来说，也是头疼不已的一个地方，310国道，连（云港）霍（尔果斯）高速公路，陇海铁路，郑（州）西（安）铁路客运专线，都需要或多或少地经过这条古道。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沿着古道一路访古，其间不知流淌了多少古代战士的鲜血，和平年代的我们，是不可能真正体会战争的残酷的。“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或许，只有当你走在古道的某个宁静的古战场上，捡起一支不知是什么年代的箭矢，或者是偶然发现一个不知是何朝何代无名战士的古冢，才会慨然叹息：一将功成万骨枯，古今多少豪杰，也终究逃不过时间这个最大的敌人。千秋伟业，只不过是一场春秋大梦。
而就在这么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一条长长的队伍就走在这条长长的古道上，一眼望不到尽头。古道险峻处两边悬崖排列，刚下了一场大雪，山石峭立，白皑皑绵延在路旁，抬头只有一线蓝天，古道并不平坦，因为修路太艰难，再加上大雪，道路极其难走，战马吃力的喷着粗气，很多甲兵只好下来推着战车帮助行进。
这里，便是崤山古道中最险要之处，即南陵与北陵之间的三十里峡谷绝地（注3），而这支队伍，自然便是秦穆公派去偷袭郑国的三万大军了，他们这一路行军，至此已是艰辛到了极点，秦将白乙丙不由叹道：“这崤山果然是个险要的地方，如果在这里埋伏一支精兵，居高临下攻击，恐怕谷底下一个人都无法活着走出这个山谷，父亲说这里就是我们的埋骨之地，不会是真的吧！”
一旁的主帅孟明视听到这句话，连声责骂道：“咄！咄！说什么晦气话！晋国怎么会想到这等妙计，再说山谷设伏，哪有那么简单，我军的侦察兵是吃素的么！再说这等扰乱军心的话，小心我拿你军法从事！”
另外一边，在晋国，晋文公去世的第二天，晋襄公君臣就准备出殡将棺材抬到曲沃祖庙去了。然而，离开晋都绛城的时候，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晋文公的棺材里突然传出了类似牛叫的奇怪声响，群臣大骇，太卜郭偃连忙屈指一算，然后让大家对文公的棺柩进行跪拜，并说：“君命大事：将要有西边的军队过境，击之，必大捷焉。”原来，当时秦军正密谋穿越晋境，去偷袭晋国的盟国郑国。晋文公的亡灵指示晋军可以击之，击之必大胜。
这个神秘事件一直被后人争论不休，且不说太卜的卜辞为何会如此准确，单说这文公的棺材中为何会突然发出牛叫的声音，这太诡异了，难道真的是文公显灵，或者说，难道文公其实还没去世就被大家给活埋了，莫非里面有什么天大的阴谋？如果真有人阴谋害死了文公，那主谋又是谁呢？
这一连串的问题，根据现存的史料，是找不到答案的，也找不到任何可疑的线索，所有的一切，只能凭空猜测了。
第一种可能：晋襄公其实是个大阴谋家，他联合某些大臣以某种方式害死了自己的父亲晋文公，或许文公没有死透而是假死，结果在出葬过程中又突然醒转了，于是在棺材里面挣扎呼救起来，太卜郭偃为了掩盖这个事情，就将晋国情报部门在秦国事先探知的情报借文公显灵说了出来，一来为晋国之后对秦开战寻找借口，二来借此蒙混过关，尽快打消大家的疑虑。甚至也许之后先轸的死也与其有关。
国人喜爱阴谋论，所以热衷此等可能性者非常多。特别是根据《左传》，晋文公卒于己卯日（十二月初九），却殡于庚辰日（十二月初十），这显然不合周礼，根据《礼记·丧大记》
“君之丧：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殡，授大夫世妇杖……大夫之丧：三日之朝既殡……士之丧：二日而殡。”诸侯去世，要停灵五天，大夫三天，士两天。那平民百姓停几天？肯定要比士少，具体几天，孔老先生不爱搭理你，礼不下庶人嘛。反正无论如何，晋文公第二天就出殡是不合常理的。这么急着入敛，肯定藏有啥不可告人的秘密！换而言之，晋文公极有可能是被谋杀的。
然而，这种让国人非常兴奋的阴谋论，一旦细究，却会发现其中有很大的问题。首先，晋襄公与大臣们没有什么杀人动机；其次，晋国乃六卿执政，派系众多，利益关系复杂，大家没可能合起伙来杀掉国君，只要有一方不同意，这事儿就干不成，就算干成也是腥风血雨，不可能在史书中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但是，晋文公刚死，第二天就要抬到曲沃祖庙去，为啥这么急呢？这又如何解释。
其实答案很简单。
《左传正义》：“案经文以已卯卒，庚辰是卒之明日，即将殡者，以曲沃路远，故早行耳。”晋国与其他诸侯国不同，晋国的祖庙曲沃距离晋都绛城足足有六七十里地，一路抬棺过去得四五天脚程，不早点出发能行吗？
另外，抬到曲沃就埋了吗？没有。据《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遂墨以葬文公。”事实上，晋文公在曲沃祖庙停灵了三个多月，要到第二年的四月，打赢了秦国，才安葬文公。如果晋文公没死，可以在棺材里闹腾很久，不被发现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些说晋文公被活埋了的，要么没认真读书，要么就是沉迷阴谋论不可自拔。
所以，大概是第二种可能更可信些。
第二种可能，也许晋文公死前就知道秦穆公野心勃勃，蠢蠢欲动，欲染指中原，而自己就快死了，自己儿子晋襄公又执政经验不足，恐怕会坏事儿。所以才在死前与太卜郭偃商量搞了这么一出，来让晋国好名正言顺的跟秦国开战。毕竟，晋文公当年是在秦国的扶持下才即位为君的，且晋与秦已联姻盟好近三十年，秦穆公的夫人是晋女，晋文公的夫人则是秦女，两家打断骨头连着筋，晋国若突然翻脸打秦军，这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如果不整出神奇戏码，如何向国内国外交代？
不管是哪种可能，总之，秦军千里行军，想要偷袭中原郑国的这些举动早就被晋国的情报部门探知了，而晋国之所以迟迟没有动作，其实只是在犹豫。直到秦国偷袭郑国不成，却还顺手灭掉了晋国的附属国滑国，然后大摇大摆的再次穿越晋境回秦。晋国人终于坐不住了。
然而，兹事体大，即便有晋文公的亡灵做出最高指示，晋国群臣仍然分成两派，对是否出兵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一派是下军将栾枝为首的主和派，他们认为秦国对晋国有恩，不能贸然出兵破坏两国的邦交，这会让晋国处在与楚秦双向作战的窘境；而另外一派则是以中军将先轸为首的主战派，他们认为秦军劳师远征，这是上天赐给晋国的大好机会，违背天意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情。至于栾枝等人提出的秦国之恩，这就更无须介意了，晋国新丧，秦国非但没有前来吊问，反未经借道就行师边境，攻打晋的同姓国家，这是先对晋国无礼啊。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不把麻烦留给子孙后代，这才是对先君最大的忠啊。
争论的最后结果，是主战派胜利了。毕竟在当时，以中军将先轸与上军将先且居父子为首的先氏一族，已实际掌握了晋国的军政大权，年轻的晋襄公刚刚继位，必须借助先氏家族的力量才能坐稳位子。何况先君的在天之灵都特意下凡指示，如此神奇，岂可不听？
于是，晋襄公宣称：“秦侮我孤，因丧破我滑，我必报之！”然后调遣居于晋南境的姜戎军队共同出兵，准备在险要的崤山谷道上设伏偷袭，围歼秦军。姜戎本是居住在秦地瓜州（注4）的一支戎族，大概二十年前晋惠公时期被秦人驱逐东迁到了晋地，晋惠公将他们安置在了晋国南部。这次调遣姜戎共同出战，一是因为他们与秦有世仇，二是因为姜戎曾长期居住在陇山一带，拥有极其强悍的山地作战能力，可以进一步提升歼灭秦军的概率。
另外，为了不违反居丧之礼，晋襄公将黑色的盔甲制成了丧服样式，并以梁弘为御者，莱驹为车右，亲征崤山前线。而从此以后，与别国的素白丧服不同，晋国的丧服都是黑色了——这件事影响非常深远，至今山西有些地方仍有此民俗。
公元前627年四月十三日，满载着滑国辎重一路欢歌的秦军又回到了来时经过的那个险要无比的崤山地界。如前所述，崤山乃秦岭东段的支脉，它是黄河与其支流洛河的分水岭，也是陕西至中原的一道天然屏障，《括地志》云：“其山幽深可荫，有回溪阪，行者畏之。”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亦云：“翼岸巍峰插天，约谷深委。终日走硖中，无方轨列骑处。”由此可见，崤山谷道幽深狭长，车马不能并行，端的是个杀人越货，毁尸灭迹的好去处。更糟糕的是，比起前次通过，秦军又带了很多累赘（从滑国抢来的奴隶与物资），通行更加困难。于是，先轸的晋军如期而至，一场大屠杀，三万秦军全军覆没，只有孟明视等三位主帅在士兵的拼死保护下逃过一劫，但仍被晋军俘虏了。
崤之战是春秋时最著名的伏击歼灭战，也是我国军事史上第一个大型伏击歼灭战战例，而在此前后，春秋的战争形态大多是双方集中主力堂堂正正正面对决，只求一决胜负，并不以歼灭对方有生力量为目的，在战场上，双方也都注重展示贵族风度。或许，秦国在战国时代酷爱屠杀，也与它当年第一个遭此大难有关。
总之，崤之战是一场改变了历史转向的战争，先秦时期伏击战中能与它媲美的，恐怕也只有三百年后孙膑击杀庞涓的马陵之战了。它对春秋时期军队装备的发展变化、对中国军事思想和战斗形式的发展变化，都具有深远影响。特别是秦国，其战术战法都受其影响巨大。
我们发现，在崤之战后的所有战役中，秦军就也再没有劳师远袭过，而是稳扎稳打，苦练攻城技术。其实在春秋时代，各诸侯一般只野战，很少攻城，一是攻城器械尚不发达，二是久攻不下，会误了本国农业生产，总之是很不划算。所以《孙子兵法》才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可是秦国却因为地理与历史的原因，反其道而行之，一开始就苦练攻坚，并当成基本战法，开始慢慢蚕食晋国的边境，所以到了以争夺城池为主要作战手段的战国时期，秦国的攻城战术已经远远走到了六国的前面。到了这个时候，天下间就再也没有秦国的对手了，秦国因此得以蚕食三晋，并吞六国，一统天下。
没想到吧，秦国的东出之路被晋国所阻，这种先天劣势，最后却演变成了一种最大的优势，这就是所谓的勤能补拙了。
反观晋国，他们虽然在此次战役中取得了一时的大胜，却公开破坏了秦晋联盟改变了原来的战略格局。晋文公时，秦晋联盟，晋无侧背受敌之忧，且可借秦以增强自己在与楚斗争中的实力，确保霸主地位。但崤之战晋襄公与先轸却将秦国这个好盟友推向敌方，促成秦楚联合（注5），从而让晋国陷入了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
其实六年后（前621年），秦晋双方还有一次缓和矛盾的机会。当时晋襄公去世，晋国群臣就想把在秦国担任亚卿的晋公子雍（晋文公庶子）接回来继承君位，秦康公（秦穆公之子）很高兴，遂派兵护送公子雍回国，欲借此机会修复两国之间的关系；但没想到晋国执政赵盾中途变卦，出尔反尔，竟暗自另立公子夷皋为晋灵公，并派兵偷袭了公子雍与秦军。秦军猝不及防，又遭惨败，于是秦晋关系彻底破裂（注6）。从此，晋在南向与楚作战，同时还必须西向与秦纠缠，连年战火，仇怨难解，以致对北部边境地区的控制放松，边境外的狄、戎等族，遂乘虚进行侵扰，最终形成了晋国三面受敌的战略局势。
其实在当时晋、楚、秦互争中原霸主的三角斗争中，不论从政治上、军事上，还是地理环境上，晋、秦之间的矛盾，都不是主要矛盾，而且也没有激化到不得不交战的地步。何况当时秦既没有公开决裂，晋也没有一战而灭掉秦国的力量。晋国根本没有必要因为一时之利而惹恼秦国这个难缠的对手。因而，站在晋国的立场上，从战役上说，崤之战是晋国君臣的一次重大胜利；但从战略上说，则是晋国君臣因全局观点不强而造成的一次失误。这次失误在数十年后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晋国由文公好不容易建立起的霸权最终被雄才大略的楚庄王给夺走了。当然，晋国毕竟底蕴雄厚，楚庄王死后不久，春秋霸业又复归于晋，但再也不复从前辉煌，常常受到楚国挑战，所以此后的历史，基本上就是南北两强对峙的态势，直到三家分晋，战国七雄并立的时代来临。
当然，秦晋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拥有太多的利益纠纷，想要建立政治互信太难，今日不爆，总有一日要引爆危机。所谓秦晋之好，基础就从未牢固过，这次彻底崩裂，其实也并不奇怪。
注1：此乃北崤道，另有一条南崤道，可由崤陵关（雁翎关）经宜阳至洛阳南面。当然，这些关隘都是后来所建，当时还没有这些建筑物，潼关建于东汉，函谷关建于战国，硖石关建于明代，但未建关时，这也都是险要之地。
注2：道路沿河川而行，也便于就近取水，满足行人和牲畜的需要。
注3：晋人戴延之《西征记》曰：“自东崤至西崤三十里。东崤长坂数里，峻阜绝涧，车不得方轨；西崤建石坂十二里，险绝不异东崤。”
注4：《左传·昭公四年》：“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皆位于豫西渭南一带。傅斯年《姜原》据此认为九州之区域正是现在豫西渭南群山中，瓜州乃九州之一，其地邻秦。另据《说文》川部：“州，水中可居者。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尧帝执政时因遭受洪水的灾害，老百姓漂流失所，纷纷迁居到豫西渭南群山中的高地小岛上聚居，是为九州也。
注5：见秦《诅楚文》石刻：“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僇力同心，两邦若壹，绊以婚姻，袗以斋盟。曰枼（亿）万子孙，毋相为不利。”而从出土文物“楚嬴盘”与“楚嬴匜”来看，崤之战秦晋关系破裂后，秦穆公不仅释放了当初鄀之战俘虏的两个楚国贵族，还嫁了一个公主“楚嬴”给楚成王。
注6：公元前580年，晋国大夫吕相出使秦国时作《绝秦书》，文辞华美，气势磅礴，乃先秦时代颠倒黑白、强词夺理之外交名作，故收录于《古文观止》，诸君可以找来一读。
《春秋大变局》节选（28）主笔：朱晖（闲乐生）公元前651年，是历史的转角。
这一年夏天，齐桓公在葵丘与各地诸侯会盟，达到了他霸业的顶点，也达到了他霸业的终点。
在这次大会上，重要人物晋献公并没有参加，因为这个以铁血无情著称的枭雄，其生命已经走到了最后一刻。
九月，晋献公病重将亡。没了主心骨，晋国乱了。
按照晋献公的遗嘱，继承君位的是他最宠爱的美人骊姬的儿子，年仅十四岁的奚齐。不过他深知，自己杀死前太子申生，并驱逐了夷吾、重耳等庶子后，国内有很多人，特别是群公子的余党，都十分反对骊姬母子。所以，他临死之前将奚齐托付给了自己最信任的大臣荀息，说：“寡人想让奚齐继承君位，可是他还年幼，大臣们都不服，恐怕要起乱子，你能帮寡人保住这个弱小的孤儿吗？”
荀息说：“臣一定竭尽全力，不成功，便成仁。”
唉，傻荀息啊，这种话不能随便乱说的，承诺了就得兑现，一不小心当真要丢了性命的，不过此时的荀息，应该早就有了杀身成仁的觉悟，这就是中国士大夫独有的“忠贞”。
献公闻听此言，知道荀息已将生命托付给了这个承诺，于是放心的死了。
但献公想得太美了，他以为只要有重臣荀息就能镇住场子，可是他错了，大错特错，他刚死，未及下葬，连尸骨都还没凉透，祸乱就不可避免的爆发了。
发动祸乱的是已死的前太子申生的支持者里克和邳郑，其实他们一开始也不想见血，所以在造反之前跟荀息来了个和平谈判，里克说：“奚齐继位，不得人心，群公子旧部的愤怒已到沸点。天怒人怨，政变一触即发，你还是放弃奚齐吧，他当真有那么稀奇吗？”
荀息说：“我还能怎么办呢？一死而已。”
邳郑生气地说：“你怎么这么固执啊，你死了也白死，有什么用？再说，你以为你这样要死要活的我们就会怕了你吗？”
荀息说：“我知道这样没用，可是我不能违背对先君的承诺。”
二人见荀息这么不识相，甚是惋惜，说大家同僚一场，你何必呢？
荀息长叹说：我自己既然忠贞不贰，那又怎会拦住别人，不让别人效忠呢？
里克马上就听明白了。荀息只是要效忠，却未必效力，他是不会阻挡自己政变的，事实上他也无法阻挡。于是，一个月后，里克派人在晋献公的灵堂上当场杀死了新君奚齐。
荀息听说了这件事，便想实现承诺自杀，骊姬赶忙派人阻止了他，说：“奚齐虽死，我妹妹不还有个儿子卓子吗，你再立他为君吧！”
荀息只好再把年方九岁的卓子立为国君，总算是顺利安葬了献公。
里克心想，我管你桌子还是板凳，照杀！
又一个月后，里克竟然在朝堂上当着群臣的面悍然杀掉卓子。
荀息再没有倒霉孩子可立了，只好兑现了自己先前的诺言，自杀了。当然，荀息这也是用自己的死，保住了荀氏家族的实力，后来，荀氏后裔在晋国六卿中独占其二，中行氏和智氏。
而美人儿骊姬没了靠山，也只好投水而死，至此，晋国群龙无首，谁来当国君收拾这个烂摊子呢？
按照政变首领里克的意思，他想让公子重耳回来继位，因为重耳是长子，可惜重耳不肯淌这个浑水，何况这里克心狠手辣，连弑二君，也实在让人心里打鼓。
重耳不肯蹚浑水，他弟弟夷吾想，不过他也怕权臣里克加害于他，于是想在国外找一个靠山来帮忙，夷吾和他的首席谋臣吕甥商量了半天，决定找他大姐夫秦穆公帮忙。
要别人帮忙就得送礼，这叫做利益交换，天生的大阴谋家夷吾深深明白这个道理，便派他的第二号谋臣郤芮带了厚礼去贿赂秦穆公，并跟穆公约定：“我如果真能顺利登位，愿意割让晋国的河西五座城池给秦国。”另外夷吾还给里克和邳郑各写了一封信，答应事成之后给里克汾阳之田百万，给邳郑负葵之地七十万（注1）。
秦穆公早就有帮晋国平定内乱的心思了。
一直以来，秦穆公的理想就是称霸中原。但是东邻晋国却如一块巨大的屏障挡在东方，绕不开，吃不掉，穿不透，严重阻碍着秦国的东向发展。如果能得到河西五城，就可将秦国的势力扩展到黄河沿岸，并能借助夷吾参与中原事务，最终打开扼住秦国咽喉的这只巨手，东进争霸，指日可待。另外，秦定晋乱，也有经济利益的考量，与商鞅变法以后秦人热衷耕战不同，春秋早期的秦人是靠东西贸易起家的，保障与晋国贸易线的安全非常重要（注2）。所以秦穆公心之念之，甚至号称这是上天交给他的使命（注3）.
于是，秦穆公爽快地答应了夷吾，不久就命令大臣公孙枝带领战车三百乘，护送他回国继位，这就是晋惠公了。
大功告成，公孙枝便依约向晋惠公索要河西五城。
没想到惠公这个当口却想反悔了，他找来了自己的几个谋臣前来商量此事。
头号谋臣吕甥是个逻辑鬼才，他分析了一下，说这地不能给，当初晋惠公在梁国时，晋国非晋惠公之晋国，所以无权割地给秦国；而如今晋惠公既已入主晋国，则晋国乃晋惠公之晋国，所以也不能批准前公子夷吾的割地申请。
二号谋臣郤芮说：“吕甥说得好，况且，河西之地乃是先君一刀一剑辛辛苦苦打来的，就这么便宜了秦国，我们怎么对得起他老人家。”
这俩人翻脸真比翻书还快，一旁的里克打心里鄙视他们，说：“既然如此，你们先前干吗答嘛人家，现在答应了又不给，这不是言而无信吗？”
郤芮大声说：“主公你不要听这家伙的，此人阴险之极，他是怕主公不给他汾阳之地，所以才这么帮秦国讲话，哼，我还不知道你！”
里克真是有理难言，当场被挤兑得说不出话来。
其实晋惠公找大家来商议，并不是讨论给不给的问题，而是讨论用什么托词来回复穆公，因为，他压根儿一个城池就不想给秦国，于是他说：“既然大家都同意不给，那么吕甥，你为寡人想些词句写封信来推托秦国吧，要好好注意用词，千万不可惹恼了秦公。”
吕甥身为惠公的首席谋臣，笔杆子当然有一套，他的信是这么写的：“当初我是把河西地许给您，才有幸回国立为国君的，不过大臣们都说：‘土地是先君留下来的，属于晋国；而你当时逃亡在外，晋国还不是你的，你凭什么将不属于你的东5x.xx7.BiZ57西许给别人？此乃私约，晋国法律不予承认！’寡人力争也无用，所以向您道歉，请你一定要原谅我，寡人也是被逼无奈的啊。”
信写好了，谁去送呢，晋惠公眼睛一转决定派邳郑去，邳郑是里克集团的二号人物，支走一个，单留一个要对付起来就容易得多了。而且，这封绝情书送到秦穆公手里，秦穆公一生气，说不定直接就把邳郑给砍了，这也省得寡人动手了不是？
果然，邳郑这边一走，晋惠公就动手了，他派人将里克家团团包围，并遣一使者向里克喊话说：“如果没有您，寡人就做不了晋君。尽管如此，可您连杀了两个国君，逼死了一个大夫，做你的国君，岂不也太难了吗？”
里克一声冷笑：“果然是胡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夷吾小人，我总算看明白你了。”（成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典出此处）
说完，大哭三声，自刎而亡。
里克死后，他的家人也尽数被杀，但见火光冲天，映红了天边的晚霞，景色美极了。
另外一边，身在秦国的邳郑得知了里克的死讯，进退两难，最终，他决定找晋惠公的大债主的秦穆公投诉，让秦国老大站出来主持公道，惩治晋惠公这个失信分子。
于是，邳郑见到秦穆公后，先把惠公的信交给他，说：“河西五城寡君不打算给君侯您了，所以特派外臣来给您道歉。”
秦穆公飞快的看完了信，气得说不出话来。见过耍赖的，没见过如此厚黑的，这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人？
这也难怪秦穆公懵逼。当时还是春秋初年，离三代不远，中国人还没学会玩弄阴谋诡计，一个个尚颇为淳朴，晋惠公这帮人几乎可以说是做事不择手段的创始人，秦穆公也算是大开眼界了。
这时邳郑又说：“晋君不但赖掉了您的城池，还赖掉了我和里克的封地，不仅如此，他还杀了里克。而这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吕甥和郤芮这两个小人给他出的鬼主意。君侯您不如派我把他们两个骗到秦国来宰了，断了晋君夷吾的羽翼。然后咱们里应外合，君侯派兵送重耳来晋国即位，我自率本部人马在国内起事，齐心协力，把这死不要脸的夷吾赶下台！”
秦穆公心想，还是你们晋国人懂得怎么搞阴谋诡计啊，寡人自愧不如。
于是，邳郑领着秦国使者一起回到了晋国，见了晋惠公，送上了国书和重礼。
惠公展开国书，只见上面写着：“咱们俩国是姻亲哪，是一家人，一家不说两家话，我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你的东西也就是我的东西，所以河西之地给不给其实也无所谓。你的大臣们如此忠心耿耿，寡人真是为你高兴啊，所以想请吕甥、郤芮两位大夫来我们秦国进行国事访问，以促进两国睦邻友好关系。”
惠公面带喜色的对秦国使者说：“秦公真是大方之人啊，不但不要土地，还送了这么多礼给寡人，这叫寡人怎么好意思啊！寡人即刻就派吕、郤二位大夫准备重礼回访贵国，具体事宜，待我们君臣商议一下再定。”
然而，等到秦使下朝，惠公突然沉下脸来，冷笑一声说：“秦君和邳郑真是太天真了，此等浅显阴谋，寡人岂会看不出？”
郤芮、吕甥等人忙跪了下来，齐声说：“币厚言甘，此必邳郑卖我等于秦。主公英明！”说完都擦了擦头上的冷汗，心想不愧是咱们培养出来的主公，目光如炬啊！
另外一边，邳郑浑然不知自己的阴谋已被权谋大师晋惠公知悉，仍去找了申生党的重要骨干“七舆大夫”（注4）。连夜密谋驱赶夷吾迎回重耳的造反大计。
次日早朝，百官行礼已毕，惠公突然问邳郑道：“你为什么要把寡人赶走让重耳来当国君，请问寡人到底是犯了什么罪啊？”
邳郑一下子懵了：糟糕，事情败露！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纰漏？难道我们中间出了叛徒？不管，来个抵死不认，没有证据，量他们也不敢当朝杀了我。
“主公你说些什么呢，我怎么一点也听不懂啊！”邳郑装傻说。
“装，你就装！”惠公冷笑，“昨夜你与七舆大夫在府中的密谋，要不要寡人一字不漏地背给你听啊！”
邳郑面如死灰的软倒在地，心里那个恨哪，早知如此，真不该招这家伙入主晋国，现在全完了！
晋惠公鄙视的看了地上的邳郑一眼，开始一个个念七舆大夫的名字，命武士抓人。那一个个名字，就像死亡丧钟一样敲打在众人的心头，大家面面相觑，有口难开，朝堂上气氛压抑，凝结成冰。
惠公喝道：“全都给我押出去砍了，一个不留。”
这时里面突然有人大叫：“我对党国（注5）有过大功，我对主公有过大恩，你们不能杀了我！”
惠公抬头一看，只见那人正是七舆大夫中的贾华，不由一愣，想起了旧事。
原来当年晋献公认为儿子们想造反，特意派了贾华去攻打夷吾的封地，贾华当时好心放水，网开一面，放其突围，算得上对他有活命之恩。
吕甥大声道：“当年先君叫你杀主公，你却私心放水，此乃不忠于先君；如今你又私通秦君与重耳，密谋篡位，此乃不忠于主公，罪加一等！如此反复小人，不但不应该免死，还应该双罪并罚，死两次！”
大家忍不住小声笑起来了，死两次，亏你讲得出来，你死两次给我看看。
惠公白了吕甥一眼，大声道：“好了，不要笑了，这是在杀人呢！贾华，你放心的死吧，我会怀念你的，你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说完，自顾自起身退朝了。
于是，晋都全城一时陷入白色恐怖之中，许多大臣吓得都逃到翟国去投靠流亡公子重耳，以继续想法儿颠覆晋惠公政权；只有邳郑之子邳豹，独自逃亡到了秦国去找秦穆公，因为他认为，只有秦穆公才能帮他杀了惠公夷吾，为自己的父亲报仇。
从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晋国人相当热衷阴谋与内斗，从春秋初年的曲沃代翼开始，晋国公族就开始没完没了的内斗，即便晋献公杀太子，尽逐群公子，仍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让内斗愈演愈烈，甚至波及到了异姓卿大夫之间。后来晋文公重耳即位，短暂的缓解了这个问题，但数代之后，晋国公卿之间又开始了没完没了的争斗，最终晋国公族出局，卿族则拼到最后只剩韩赵魏三家，将晋国瓜分，这才算完了事儿。
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代如此也就罢了，为何代代如此？这就不只是人的原因了，必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这个深层次的原因，就需要从晋国的地理方面去深究了。晋国处于太行山区、吕梁山区以及黄河、汾水、沁河之间，国土被分割成一片片破碎的谷地，被河流一个一个串在一起。所以人们常用串珠盆地来形容山西。
这样的地形，好处是每个盆地内部地势平坦，且有一条大河流经，水资源充裕，沃野千里。人口环境承载能力强。缺点则是每个盆地板块相对独立封闭，在交通落后的古代，相当容易形成各种割据势力；而且晋国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核心地带，其都城数百年间在唐、晋、曲沃、绛、翼、新田等地迁来迁去，“强干弱枝”根本无从谈起。所以在分封体制的春秋时代，各大家族有兵有粮，且自成一国，内斗无从避免，肢解势在必行。
另外一边，邳郑的儿子邳豹爬荒山抄小道，白天不敢见人，晚上连夜赶路，历经千辛万苦九九八十一难，终于逃到了秦国。
一见到秦穆公，邳豹就像见到了久别的爹娘一样趴在地上大哭起来。
穆公吓了一跳，连忙问原因。
晋国通缉犯邳豹于是把自己父亲如何起义革命，最后英勇就义的事迹大书特书了一番，然后对穆公说：“晋侯背叛秦国而记恨ik.xx7.BiZ57小怨清除异己诛杀大臣，百姓们都不拥护他。如果秦公愿意替天行道去将他赶走，然后去翟国迎晋国贤公子重耳即位，晋国百姓们一定会感激您的。”
秦穆公犹豫不决。夷吾这个小人，确实不得人心，当初他即位的第二年，周天子派卿士来到晋国颁布对新任晋侯的任命，按照礼节，他接受了周天子的委任状后，就应该执玉卑，伏地叩谢大恩。但夷吾自认大国，不肯应付，竟然只拜不叩，对周天子都如此，对其他诸侯自然更加倨傲，此等小人得志，各国君子都不喜欢他，莫非，这就是秦国安定晋国，扬威天下的一个机会？
秦相左庶长百里奚说：“不妥，晋若百姓不服，则必有内变。君且俟其变尔图之，不可轻举妄动。”
右庶长蹇叔也不同意：“没错，夫称霸者，应戒急用忍，现在晋国乱相未生，我国也无必胜把握，最好的办法是静观其变，以待良机。”
穆公低头沉思了一下，开始理清自己的思绪：晋侯不叩谢天子，得罪的只是周室，与晋人并无关系；他杀七舆大夫，杀的也只是异己，跟百姓并无关系，百姓没有理由反对他。而且，晋侯能如此迅速干净的除掉了国内的反对势力，这说明他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断无邳豹所说的短时间产生内乱的可能，他这么说，无非是要借助我的力量帮他父亲报仇罢了。战争，是大事，必须建立在理智之上，不能让情绪和仇恨来左右自己。
这么一想，穆公便释然了，他对邳豹说道：“如果百姓都反对夷吾的话，他哪里还能杀的掉里克等大臣？这说明晋国上下还是一心的。邳豹，我看你也无处可去，不如先留在寡人这儿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夷吾此人多行不义，总有一天必自毙，你又何须急在一时呢？”
邳豹想想也对，自己通晓晋国内情，日后总有大作用，于是留在秦国当起了大夫，只要逮着机会，他一定要让夷吾血债血偿。
秦晋的纠葛终于告了一个段落， 接下来三年，两国相安无事，穆公继续发展经济，积蓄力量；惠公则继续打压反对派，稳固自己的君位；在此期间，周天子又派召公访问晋国，晋惠公再次傲慢无礼对待天使，结果被召公当场讥笑。天下舆论进一步倒向正流亡在翟国的晋公子重耳。
到了公元前647年，秦穆公十三年，晋惠公四年，平静的日子终于被一个天灾打破了。
这一年的秋天，旱灾爆发，晋国的田里不产粮食了，到了冬天，大家把剩下的粮食都给吃光了，老百姓饿得嗷嗷叫，成天跑到惠公的宫外又是游行又是抗议，惠公被吵的失眠厌食神经衰弱，天天祭神求雨，并号召晋国富户与高官踊跃捐粮，但仍是杯水车薪，最后没办法，只好把大臣们叫来商量，看看去哪个国家打打秋风吧。
晋惠公的亲信吕甥说“要不咱们找齐国吧，齐侯怎么说也是一代霸主，对其他国家向来厚道，我们多说点好话求一求他，他一定会卖这个面子给我们的。”
惠公说：“我也不是没想过，只是齐国远在千里之外，等粮食来了咱们的老百姓们都饿死光了！”
惠公的另一位亲信郤芮说：“没错，要不我们去求秦国吧，那里比较近！”
吕甥说：“要去你去，我可不想去吃闭门羹，先前咱们不给他城池，早就撕破了脸皮，这会儿他们看笑话都来不及，又怎么会给咱们粮食！”
惠公说：“这是你说的，寡人可不承认对不起秦国，寡人也从来没说过不给秦国城池，只是叫他等待，延缓交割的日期而已。现在，咱们就去找他们要米，他们如果不给，那就是他们对不起我们，我们日后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赖掉河西城池了！”
明明是晋惠公先对不起人家，现在却把所有不是全推到别人身上，如此赖皮的人，实属罕见。
于是，惠公派大夫庆郑拿了一块廉价玉璧当见面礼去找穆公要米。
庆郑来到秦国，一见到穆公，就哭丧着脸说：“秦公，我们晋国这次惨啦，老百姓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您就发挥一下人道主义精神，可怜可怜我们吧！”
穆公问百里奚说：“井伯怎么看，我们该不该帮他们！”
百里奚说：“谁家没有个困难，这就是在寻常百姓家，左邻右舍的都会互相接济，何况我们还是姻亲之邦呢！总之，救灾恤邻，理义之常也，这才是王道。何况，这是晋君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百里奚是底层出身，他深深明白，自古以来闹灾，从来只听说有饿死百姓，没听说饿死当官的，更别说国君了，这又何必呢？”
“井伯说的对，晋侯有病，其百姓无罪，寡人亦不忍以其君故，迁祸于民。”穆公点了点头，接着又问次卿公孙枝的意见。
公孙枝说：“我也这么认为，再说晋国得了我们的援助，以后就不会跟咱们作对了，万一他们不识好人心，忘恩负义，他们的老百姓就必然离心；这样我们就有道理讨伐他们了！助友邦，讨无道，这才是霸道，所以，主公应该帮助晋国。”
穆公又点了点头，正要答应，每天磨刀做梦都想砍惠公的邳豹跳起来大声反对说：“晋侯无道，天降之灾。乘饥而伐之，可以灭晋，主公，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
秦穆公说：“君子不乘人之危，智者不侥幸取胜，你别成天就想着给你老爹报仇嘛！顾全一下大局好不好！”
邳豹老脸一红，顿觉羞愧不已，退到一旁反省去了。
于是，秦穆公大开粮仓，用船沿着渭水、黄河与汾水向晋国漕运救援物资，船队从秦都雍城一路连绵不断排到晋都绛城，也不知出动了多少水手与纤夫，只见轴轳相接，蔚为壮观，史称“泛舟之役”。
如此多的粮食和船只，如此大规模的内陆航道大运输，在先秦史上真是前所未见。秦国此举，一则展示了自己的仁义，二来也展示了自己的农业与运输业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
总之，晋国的老百姓们终于不用饿死了，他们吃着秦国的米，想着穆公的恩，心里美滋滋。而秦穆公施了恩，也得到了好名声；大家皆大欢喜。这事情如果就这么过去了，也算是一个完满的结局。偏偏上天嫌这不好玩，又跟大伙儿开了一个大玩笑，将本已和谐（至少是表面上的）了的两国关系，又推到了悬崖的边缘。
上天或许是要检验一下两国的友谊，又或许是要揭露一下夷吾的真面目，或许或许，或许这仅仅是一个巧合，第二年的冬天，晋国迎来了久违的丰收，而秦国却遭灾了。本来以秦国的国力，储备的粮食足以应对此等危机，不过去年为了支援晋国，仓库里的存粮也都光了，不过穆公一点也不着慌，因为他的心里有底：“井伯啊，幸亏去年我们给晋国粮食了，现在轮到我们有困难了，他们肯定会给我们粮食的！”
百里奚还没来得及答话，邳豹就忍不住插嘴道：“夷吾这个小人一向言而无信，当年不肯给我们城池，这次也一定不会给我们粮食。”
穆公不以为然：“胡说什么呢，粮食和城池怎么能是一码事！”于是仍满怀希望的派大夫冷至带着宝玉去向惠公要粮食。
惠公翘起二郎腿，问大家：“要账的人来啦，你们说寡人给还是不给呢？”
大夫庆郑当即说道：“去年秦国对我们雪中送炭，今年我们自当义不容辞，这有什么好讨论的，当然要给啦！”
另一位大夫虢射却说：“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割以河西之地，这是‘皮’，还粮食给晋国，这是‘毛’，连皮都赖掉了，给几根毛有啥用？这点小恩小惠，也消除不了秦的怨恨，白白让他们渡过难关，这又何必呢！要我说，欠一个也是欠，欠一堆也是欠，反正已经得罪了，干脆得罪到底！就现在，趁秦人饿的东倒西歪，揍他们，可捞上一票肥的！”（成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典出于此）
庆郑苦劝道：“幸灾乐祸，是为不仁；忘恩怒邻，是为不义；不仁不义，百姓离心，何以守国？”
惠公不耐烦地说：“你别给寡人掉什么书袋！寡人可没秦人那么傻，去年这个时候，上天把晋国赐给了秦国，秦人却傻乎乎的竟不知道夺取晋国反而给了我们粮食，真是愚不可及！因此上天今年就惩罚他们，叫他们挨饿！要把秦国赐给我们晋国，寡人怎么能违背天意而不取呢？你们说是不是？”
于是，惠公不再听庆郑之言，不仅将秦使像条狗一样赶走，还派兵前去攻打秦国。
很难想象，因为坚守仁义道德乃至不知变通而惨遭失败的宋襄公，竟然和这位无情无义无信无耻的晋惠公处于同一时代。至4w.xx7.BiZ57少在晋惠公之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渣的君主，而他与宋襄公两人命运的不同，也由此逐渐摧毁了中国人的道德根基。等到不择手段、毫无底线的越王勾践吞灭吴国称霸天下的时候，这个时代的旧秩序便彻底崩溃了。
却说秦穆公见冷至两手空空，哭丧着脸就跑回来了，便问他道：“怎么了，冷大夫，粮食要到了吗？”
冷至垂头丧气地说：“别提了，晋侯不但不肯给粮食，还乘人之危想要攻打我们。”
穆公不听还则罢了，一听此言，多年积压的怨愤忍不住集体爆发了。
跟以往不同，穆公这回动了真火了：
夷吾这个人人品不行，他早就听说过了，所以当年晋国负约不给城池，他也没有拿晋国咋样（其实根本也没怎么奢望晋国会真给），一是因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战争是国家的大事，不能说打就打；二是因为夷吾毕竟是自己爱妻的弟弟，没有什么大仇怨，他也不好真的撕破脸皮来大动干戈；三是因为割地这么大的事，晋国不舍得给也情有可原，寸土寸金这个道理他还是明白的。
可是这一次夷吾做得实在太过分了，拍着胸脯讲，他秦穆公对晋国那真的是没话说，要兵给兵，要粮食给粮食，就差把心掏出来给人家看看了，可夷吾呢，什么好处都得了，却小气的连这一点儿粮食都不肯给，好，这也就罢了，我不怪你，可你怎么能倒打一耙，跑来趁火打劫呢！人不可以无耻到这个地步，无耻之耻，无耻矣！
于是，秦穆公悲愤的一拍桌子，宣布出动兵车四百乘，亲征晋国，同时以邳豹为将，让他能够一雪家恨。
于是，秦军从附属国梁国的少梁渡口渡过黄河，而从黄河对岸的龙门渡口（注6）上岸，挺进晋地。秦晋之间第一场大战，韩原之战（注7）爆发。
注1：田以“万”计数者，在春秋战国时期多有所见。如春秋末年公元前493年，赵简子为了取得铁之战的胜利，曾经在誓辞中悬赏格，克敌之大夫可赏郡县，克敌之士可赏田十万。关于此计田单位，古代注释家多以亩为计算单位，张政烺《“士田十万”新解》（《文史》第三十九辑）指出，以万亩为计，数量太大，实际是以步为单位的。田十万，即田地十万步，是为千亩田地。
注2：见《史记·货殖列传》：“秦文、德、穆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郤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
注3：见《史记·封禅书》：“秦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穆公平晋乱。受书而记藏之府。”
注4：《周礼》曰：“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故侯伯出行，有副车七乘，每车有一大夫主之，谓之七舆大夫。而晋国有上下两军，两军统帅各有副车七辆。晋献公统上军，申生统下军，故申生虽然只是太子，但属下也有七舆大夫。
注5：《周礼·地官·大司徒》：“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郑玄注：“党，五百家。”故《尔雅·释亲》云:“父之党为宗族。”
注6：又称禹门渡，相传为夏禹所凿。“鲤鱼跳龙门”的传说也发生在这里。
注7：韩原:即今山西河津市和万荣县间，在黄河以西的关中北部地区，当时属晋国。
南朝的北伐（35）主笔：闲乐生朱晖义熙六年（410年）五月，气吞万里如虎的东晋战神刘裕却面临一生最大危机。天师道水军从广州杀来，连续占领湘州、江州、豫州，取晋朝半壁江山，暴兵十余万，“舟车百里不绝”，沿江而下，进犯首都建康。东晋战神刘裕爆发惊人毅力，以少量北府兵与天师道大军相持拉锯，同时行以绕后方案。
他的方案是：派琅琊内史魏顺之率军从陆路绕道天师道军后方，攻打叛晋投敌的历阳城。魏顺之是早亡的荆州刺史、都督六州军事魏咏之的弟弟，并且自己也是建义功臣之一。另外，刘裕又任命自己的中军司马庾悦为都督江、豫之间六郡诸军事、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并以龙骧将军虞丘进为鄱阳太守，二人共同领军从陆路绕道东阳（今浙江金华一带）攻打豫章，以掐断卢循后方粮道。庾悦是颍川庾氏的孑遗、当年被桓玄杀死的原江州刺史庾楷的侄子，建义诸将平定桓玄后，刘裕和刘毅都想请庾悦做自己的司马，以拉拢颍川庾氏与江州势力，而庾悦最终选择了刘裕。所以刘裕这次重用庾悦，也是为了进一步削弱刘毅在上游的势力。
然而魏顺之让刘裕失望了，他率军偷袭历阳成功后，又遭到叛军反击，魏顺之不顾城内还有晋军，一路逃奔回建康。刘裕大怒，不顾当年与魏咏之的交情，下令将魏顺之斩首。魏咏之虽然早亡，但此人“不以贫贱为耻，亦不以富贵骄人”，在建义功臣中极有人缘，也极有威望。但刘裕为了严肃军纪竟毫不容情。这一下，建义功臣诸人无不震慑，没人再敢贪生怯战不听军令。
另外一边，卢循的方案则是，派船舰从建康顺江而下，攻击京口及沿江城邑，一来指望劫掠些粮草缓解天师道大军的后勤问题，二来也希望展现兵威，以鼓动周边的天师道信徒能够群起响应。然而刘裕早已下令这些郡县坚壁清野，天师道舰队一路寇掠，却基本没有什么收获。
义熙六年（410年）六月，也就是南塘之战后十几天左右，建康朝廷认为局势已经缓解，还是刘裕功劳最大，于是下诏授予刘裕太尉、中书监、加黄钺。太尉属于三公，是一品荣衔；中书监则负责所有诏书的起草审核，是东晋宰相的标配（注1）。再加上刘裕此前的都督诸州及中外军事、扬州刺史、侍中、录尚书事等职务，刘裕便拥有了晋朝最高的朝位（三公）、军权（都督诸州及中外军事）、相权（领扬州刺史）并一身掌控三省（门下省之侍中，中书省之中书监，尚书省之录尚书事）。历数东晋一朝，获得此种权位的只有王敦与桓温两位超级权臣（大多数权臣只掌握了录尚书事与中书监）。可见刘裕此时的功业与威望，已经再也没有人能够挑战了。
其实当初刘裕灭掉南燕时，朝廷就曾下诏授予刘裕太尉、中书监，但刘裕并没有接受。而此次下诏刘裕仍没有接受，他希望自己在彻底打败卢循后再接受此至高荣耀。不过，刘裕这次接受了黄钺。有了黄钺，刘裕就可以对任何节将、朝臣先斩后奏，如今战事还在进行，刘裕也需要这种权威帮助自己扛过这段艰难时期。
七月，卢循发现再待下去也没有意义了，于是与徐道覆重提旧议：“师老矣，不如还寻阳，并力取荆州，据天下三分之二，徐更与建康争衡耳。”徐道覆现在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心有不甘的同意了。于是，七月初十，天师道大军兵临建康近两个月之后，终于从蔡洲撤兵了。刘裕凭借着自己强大的意志力与无所畏惧的自信，终于挺过了这次惊险无比的建康保卫战。
410年七月初十卢循撤兵回寻阳之前，留下他的部将范崇民率五千精锐及楼船高舰百余，据守南陵（今安徽芜湖南陵县），以阻击晋军追兵。四日后，七月十四日，刘裕派辅国将军王仲德、广川太守刘钟、河间内史蒯恩、中军参军孟怀玉等人率军从陆路追击卢循。刘裕知道，四将的步兵肯定追不上卢循的水军，但晋军的船舰太小也太少，跟天师道军的楼船高舰根本没得打。所以刘裕只能做两手准备，命令技术部门全力制造大舰重楼，高者十余丈，各项技术标准与天师道军都差不多，等造好了再跟卢循决战。另外，刘裕判断卢循大军回到寻阳后，一定会大发舟舰向上游荆州进攻，于是派出宁朔将军hj.xx7.BiZ57索邈率其千余虎班突骑着轻便的皮甲，长途奔袭前往荆州救援。这几个月来，长江上下游音讯断绝，而荆州又地处卢循、西蜀、后秦的三方势力包夹之中，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了也不清楚，所以刘裕还是有点担心的。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人是他时刻挂念的，三弟荆州刺史刘道规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
另外，刘裕还将建康现有的所有大船集结起来，由建威将军孙季高、振武将军沈田子带领三千士兵，从海道南下，穿过今天的台湾海峡远袭广州，占领天师道军的老窝，让他们无家可归。但诸将都认为“海道艰远，必至为难，且分撤见力，非目前之急。”可刘裕又再次力排众议，让二将赶紧出发，并交待孙季高说：“大军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虏，卿至时，先倾其巢窟，使彼走无所归也。”
此时，荆州已数月未得建康消息，以为下游都被卢循占领，人心动摇，陆续有人起兵响应天师道。刘道规曾派舟师沿江而下，试图增援建康，行至寻阳时，被苟林击败。苟林其实不是晋朝人，而是后秦的前将军，西蜀谯纵听说卢循起兵也想趁火打劫，便向后秦请兵伐晋。秦主姚兴派了苟林率领骑兵南下，被卢循安排留守寻阳。另外谯纵也派了谯道福与桓楚孑遗桓谦率军两万从四川沿江而下，攻打荆州。桓谦凭借着桓氏在荆州经营了数十年的恩义，沿途又召集了两万桓氏老部下，兵力达到四万之众，进抵江陵以西不到百里的枝江。另外卢循也让苟林率领后秦军队沿江而上，进占江陵以东数十里的江津。如此一来，荆州刺史刘道规所面临的局面，不会比他大哥刘裕好多少，史称“二寇交逼，江陵士民多怀异心”。
在这种情况下，刘道规集合了所有僚属将士，宣布：“桓谦今在近道，闻诸长者颇有去就之计，吾东来文武足以济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他命令夜间大开城门，城中人可随意离去投桓，但众人畏服他的胆略，最后无一人离开。
此时，驻守襄阳的雍州刺史鲁宗之率领数千士兵赶来增援。鲁宗之乃北来流民帅，早年曾依附桓玄，还曾资助刘裕政敌太原王氏的余党王慧龙北逃，且与刘裕、刘道规等建义功臣无甚渊源，晚至剿灭桓振时才有过合作，所以众僚属都认为鲁宗之此来动机莫测，还是不要冒险让他进城为好。但刘道规却单人匹马出城迎接，使鲁宗之非常感动。刘道规又请求鲁宗之率所部留守江陵防备苟林，自己率部迎战桓谦。众僚属将佐又不同意：“今远出讨谦，其胜难必。苟林近在江津，伺人动静，若来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脱有蹉跌，大事去矣。”刘道规却道：“苟林愚懦，无他奇计，以吾去未远，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谦，往至便克；沈疑之间，已自还返。谦败则林破胆。岂暇得来！且宗之独守，何为不支数日！”于是刘道规水陆并进，火速进攻桓谦，桓谦亦横舰江面，步骑兵列队江岸迎战。刘道规率晋军进击，所部扬武将军檀道济率先陷阵，桓谦大败，他试图乘船顺江而下投奔苟林，被晋军截获斩首。至此，桓氏在荆州的势力被彻底扫空。没多久桓玄的堂兄桓石绥也在洛口（今陕西洋县）起兵失败，被晋朝的汉中守将所杀，以此为标志，谯国桓氏彻底灭族。
刘道规军队在桓谦军帐中缴获了大量书信，都是江陵想投靠他做内应的人所写。刘道规学习刘秀、曹操安抚众心的方法，将这些信全部当众烧毁，江陵人心乃大定。他又率军进击苟林部，苟林见势不妙调头东逃。九月，刘道规部追苟林至巴陵，大破后秦骑兵，阵斩苟林。与此同时，江州刺史庾悦与鄱阳太守虞丘进的部队，也从东阳（今浙江金华一带）绕路到了江西，打败天师道军，进据豫章，掐断了卢循的南方后勤供给通道。
与此同时，退回到寻阳的天师道军也开始行动了，卢循负责留守寻阳，徐道覆则领军三万，溯江而上直指江陵。徐道覆不愧是个军事天才，其行军隐蔽性极强，三万水军一直突进到破冢（江陵东南长江东岸）才被晋军发现。这时鲁宗之已经率领他的雍州兵回襄阳了，刘道规急忙派人去追他们回来。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江陵城中再一次人心惶惶，到处传说卢循已尽占下游，控制朝廷，这次是派徐道覆来担任荆州刺史的。然而荆州士民感念刘道规焚书之恩，决意死战。于是刘道规兵分两路，以主力在豫章口（江陵东南，为古夏水通长江之口）迎击徐道覆，并以南蛮校尉刘遵领游军在外等候时机。双方交战之后，刘道轨主力因寡不敌众而前锋失利，但关键时刻刘遵自侧翼横击，大破徐道覆，斩首万余，其余的也大多掉入水中淹死。徐道覆单舸逃回了江州。战前很多将领都认为刘道规的分兵战术很不妥，本来就是以寡敌众，不应该两分兵力；但没想到游军在关键时刻起到了作用。大家这时才为刘道规的深谋远虑大感佩服。而直到刘道规胜利回到江陵，从建康一路转战而来的索邈虎班突骑也才到达，告知建康之事，刘道规等这才获悉下游无恙。
之后，刘道规便以平定桓谦、苟林、徐道覆之功，进拜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并加授散骑常侍，代替刘毅成为了东晋朝廷中仅次于刘裕的二号人物。
在整个彭城刘氏皇族之中，除了刘裕本人，最厉害的大概就是刘裕这位三弟刘道规了。其统帅风范与政治手段，甚至在整个南朝都名列前茅。刘裕有这样一位既能干又足够信得过的好弟弟坐镇上游，对其造宋之事业可以说是莫大助力。只可惜，豫章口之战后仅两年，刘道规就因病去世了，时年仅四十三岁。刘裕不仅失去了一个弟弟，也失去了一个最得力的助手。
按说刘道规比刘裕还小七岁，却如此英年早逝，实在令人惋惜。如果他能多活几年，刘裕也许可以更早一点平灭后秦完成晋宋鼎革，甚至有时间能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只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只有深深的叹息。
注1：西晋时的中书监的主要执掌还是“专典诏命”（《晋书·荀勖传》），“诏诰皆所草定”（《晋书·张华传》），但随着职权的膨胀，东晋的中书监已经不再亲掌草诏了，其主要是作为宰相的一个兼职，负责对诏草审署。而具体起草诏令之任务，已逐渐转归其下属的五品的中书侍郎。如刘裕任中书监前后，就由中书侍郎滕演、傅亮、羊徽、王韶之先后值“西省”，起草各类文书。参阅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86-292页。关于“西省”，可见《南史·王韶之传》：“晋帝自孝武以来常居内殿，武官主书于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诏诰，住西省，因谓之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在职。义熙十一年，宋武帝以韶之博学有文辞，补通直郎，领西省事，转中书侍郎。”
《春秋大变局》节选（27）主笔：朱晖（闲乐生）犬戎之乱后，周王室迁都洛邑，元气大伤，再也无力经营关中之地。于是，为了表彰秦襄公护送有功，也为了让利用秦人的力量遏制猖獗的西戎，周平王宣布封秦襄公为伯爵诸侯（位于五等爵中第三等，高于楚的子爵），并大方的送给他一张空头支票——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
这样，秦才不再是附庸了，正式成为诸侯，《史记》称“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也就是说，秦至此才算终于建国，秦国的历史，开始了。
而秦人兴奋之余，竟然还真想要兑现周王这张空头支票，因为他们敏锐地认识到，以西戎的原始经济与政治形态，是无法填补周王室东迁后关中的巨大权力真空的，秦人的剑与犁，迟早会插遍关中这片四塞之地。
于是，秦襄公回去后就开始厉兵秣马，不出三年，杀的犬戎七零八落（注1），戎主实在干不过这帮勇悍而经济发达的秦国人，只好灰溜溜的逃到了更为偏远的西荒之地，秦襄公继续努力，终于在临死之前打到岐山，并在征途中去世。秦襄公的儿子秦文公接过了老爸的钢枪，又奋斗了十六年，这才彻底征服了岐山地区。
在此期间，秦襄、文公率领族人翻越陇山，沿着汧河，一路将都城从西陲又迁回了原先在汧渭之间的封邑秦邑，同时在此修筑了陈仓城。陈仓，又名宝鸡，说是一块宝石，其实就是陨石，陨星穿越大气层，呼啸而过，有如鸡鸣，落地者为陨石，秦人以为宝物建祠供奉，故名。
总之，秦人从此在陇东扎下根来，开始向西经营周人原先的发祥地也就是水土肥美的周原，并将拥有丰富农耕经验的故周遗民据为己有，不仅增加了人口地盘与经济实力，而且继承了先进的周文化，大大提升了文明水平。《史记·秦本纪》云：“（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之”，也就是直到此时秦国才有了史官开始记录秦的历史，民众也开始比较有文化不像野蛮人了。
于是，以周原为核心的渭河西部广袤沃野，几乎全成了秦国的地盘。更令人振奋的的是，到了秦文公之孙秦宪公时代（公元前724年—前704年），中国气候终于回升到了接近中晚商时的温暖期，关中农业亦迎来了大发展时代，而其他一些干不过秦人的戎族也陆续被逼北返，回到比从前更温暖些的陕北甘肃地区放牧去了。
至秦宪公之子秦武公时代，秦人已灭掉了西戎所建立的毫国，攻占其都荡社（今陕西西安长安区），将地盘推到了渭河平原的中部，又向南吞并了小虢国（今陕西省宝鸡市东，其族乃是来自遥远西方的羌之别种），甚至还一路将势力推进到了渭河平原东部的华山脚下。为了巩固对新获领地的控制，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秦人首开制度，在关东西部的天水戎族地区设置了邽和冀两个县（伐邽、冀戎，初县之），次年又在关中中部与东部设置了两个县，杜与郑。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设县记载之一（注2）。县者，悬也，取其直接“悬”于（从属）中央之意。看来，与中原诸侯相比，秦的君权一向较高，似乎部族时代“父权（家长）制”的传统更为浓烈，故春秋战国之交很多诸侯都被卿大夫架空篡权，可秦君却因其拥有较多直属的县而保住了地位，并最终实现了彻底的君主集权与郡县制度。
总之，到了秦武公时期，秦国已基本占据了整个关中，终于算是发达了。这关中是个四周高中部低的断陷盆地，其在渭河、泾河、洛河等河流的冲积下堆积了大量深厚而肥沃的淤泥，凭借沃土与丰富物产，素有“天府之国”之称（注3）；又因河流众多地盘广大，而有“八百里秦川”之称。秦国拥有了这个完整的地理单元，这便拥有了鼎定帝业的基石。有人说秦国是春秋初期的暴发户，笔者坚决不同这个观点，秦仲以下六代人跟强悍的西戎打了一百多年的仗，在战争的血与火中不断成长，献上了无数老秦人的生命，这才能够抓住周室西迁这千载难逢的机遇，一举翻身！多么感人，多么励志！ 再说了，骊山之乱后，西戎崛起，对中原华夏构成严重威胁，如果不是秦人以拼命三郎的勇气与战斗精神遏制并削弱了西戎，春秋初年恐怕不止“南夷与北狄交”，还得再加上西戎捣乱，那中国可就更加“不绝如线”了。
总之，经过数百年艰辛的创业，嬴秦终于从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小部族，成为了雄踞西方的诸侯大国，真正走上了国际的舞台。而从这以后，看到周王朝已日落西山的秦人便开始萌动了他们的小心思：既然我们占据了周的龙兴之地，那么是否意味着以秦代周而主宰天下的时代即将到来了呢？
你看的没错，秦人竟早在春秋初年的秦襄公时代，就已经有了受命于天，代周而起的想法。据《史记·封禅书》: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駵驹、黄牛、羝羊各一云。”而到了秦德公在雍城建都时，更用了三百头猪牛羊来祭祀天帝，创下了西周以来帝王诸侯祭祀用牲之最，据《史记·秦本纪》：
（秦）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以牺三百牢祠鄜畤。而据《史记·六国年表》：
“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位在藩臣而胪於郊祀，君子惧焉。”原来，按照周礼，只有天子才可以祭祀天地，诸侯只能祭祀国内的名山大川而已。但秦襄公一被封为诸侯，便将祖神少昊升3v.xx7.BiZ57格为西方天帝白帝，并建祠（即西畤）祭祀，这分明就是僭越。另外，考古也发现，在宝鸡附近出土的一套公元前7世纪初的秦公簋铭文上，竟多次使用了只限于周王的语词（注4）。其次，在秦早期文献《石鼓文》中有“天子永宁”的话（注5），秦人更自称天子了。当然，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乱规矩的事儿多了去了，所以秦人越线也没引起什么大波澜。但仍有一些有志之士表示了担忧，所以太史公最后说“君子俱焉”。
图：秦国雍城祭天台
君子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秦人这宁为玉碎的血性，这百折不挠的毅力，这引而不发的野心，都让智慧的君子们感到畏惧，感到一场可怕的冰血暴终将席卷天下，彻底颠覆这个世界的格局。
当然，中原各国大部分人对秦仍没太放在心上，只将其当作不开化的夷狄、奴隶出身的暴发户，既不用提防，也不同搭理，总之是各种排斥、贬低、冷暴力。《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上说：“其谓之秦何？夷狄之也。”《战国策》上也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所以，到了公元前7世纪中叶，也就是齐桓初霸的年代，秦武公之侄秦穆公痛定思痛，决定改变现状，提高秦人的地位，去中原当霸主，为日后代周而起打基础；他知道这很难，但不管前方有多少困难，他都会勇往直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注1：《诗经·秦风》中有《小戎》一诗，描述的就是秦襄公所率秦军的车马精良，反映的就是襄公升封为诸侯后，与西戎奋力周旋的战争气氛，故《毛诗序》云：“美襄公也。备其兵甲，以讨西戎。西戎方强，而征伐不休。国人则矜其车甲，妇人能闵其君子焉。”
注2：杜县就坐落在先前秦人所灭之戎人小国——毫的旧址上，即今西安市长安区；郑县则位于今天华山附近的渭南市华州区。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秦武公所置之县乃县邑之县，还不是郡县之县。直到战国商鞅变法时，秦国才始创“集小乡邑聚为县”。这才是郡县之县，它与县邑之县的差异在于，县之长官食禄而不食邑，临民而不领土，流动而不世袭。参阅周振鹤：《县制起源三阶段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期。
注3：即天子府库之意。该称号一开始乃指关中，后来李冰建了都江堰，关中又被赤眉荼毒，这个称号才让给了四川。
注4：铭文曰：“不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迹，十又二公，在帝之坯。严恭夤天命，保业厥秦，虩事蛮夏。”从此铭文来看，秦人早期的意识形态里就有一种强烈的观念：秦人本身就是天命的接受者。他们不仅是周的继承者，而且还是古代传说中的圣王——大禹的继承人（鼏宅禹迹）。铭文中还提到秦人的先祖既参与了华夏的事务，同时也参与了蛮夷的事务（虩事蛮夏），是这两个对立世界之间的伟大调停者（李峰《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
注5：关于《石鼓文》的确切年代，学者意见纷纭，但最大可能是秦襄公时代的东西（杨慎、全祖望、郭沫若、侯外庐、张光远持此说），内容是记述襄公八年护送平王东迁。
发布于：河南省